江应梁（—），祖籍广西贺县，云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民族学家，主要从事民族学田野调查、中国西南民族与东南亚民族研究。中国民主同盟盟员，历任南洋文化事业部干事、珠海大学文史系主任、云南大学西南边疆民族历史研究所所长、云南省*协委员、民盟云南省委员、中国民族研究学会理事、中国百越研究学会名誉理事、中国民族学研究会顾问、中国人类学会理事主席团成员、少数民族五种丛书委员、云南省史学会理事等职。
“知识救人于·现世“从穿袈裟的小学生到民族研究学者江应樑于年出生在昆明城南江府，祖父江海清是广西客家人，江先生的成长环境是文化多彩纷呈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小学就读于北区小学，二年级时，由于父亲江钟懋病故，只能寄住在他的五伯父江钟*家，距离学校八九里路，每天求学早出晚归的江应樑，是学校里最贫困的学生，也是学业成绩最好的学生。
但就是这样的时光都没能继续下去，没几个月，江应樑被他的五伯父以三十块大洋卖给昆明一吴姓人家的长子，吴家长子皈依佛门，法号月溪，江应樑跟随月溪师父住在灵光寺，穿上了僧服，而且每天依旧到北区小学读书。
这段时间江应樑得到了师祖静安和尚和师父的关爱和照料，小学毕业时，江应樑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年，师范毕业后，江应樑并没有遵从师父出家当和尚的意愿，执意要继续读书。多年后，江先生回忆这段经历时说：“佛家救人于来生，知识救人于现世。”
同年秋天，江应樑进入上海暨南大学预科读书。年，他由预科顺利升入本科。起初先是在外语系，后转入中文系。一年后，许德先生到暨南大学，把历史系与社会系合并为历史社会系，并亲任系主任。江应樑认为这个系既可博古又可通今，于是转入该系。
年，许先生离开暨大，这个系又恢复为独立的两个系，江应樑被分在历史系。后因上海战事，暨大在炮火中转至苏州。两年后，江先生以优异成绩提前一年从大学本科毕业(暨大本科学制为5年)。毕业后，他在暨大附中当教员兼训育委员会干事。
年夏，中山大学研究院人类学组开始招收研究生，人类学这门从西方引进的新学科重视田野考察工作，突破了仅仅凭借古籍文献研究少数民族的传统模式，力求从田野考察中寻取的材料来了解边民族的社会经济和历史，澄清古籍文的歧误，特别注重边疆民族、社会、经济的研究，开创了我国边疆民族研究的新格局。
江应樑凭着《研究西南民族计划》这篇论文，被中山大学研究院人类学组录取，师承朱谦之和杨成志，从此确定了他终生的研究方向。
年7月，中山大学为深入研究黎、壮、傣等民族之间的关系，派遣江应樑到云南考察傣族。年9月，江应樑以马代步，带着向导前往傣族聚居的腾龙沿边，也就是今天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进行考察，从此开始了他连续50余年的傣族研究。
用民族学方法研究傣族的·第一人以清廉正直的高尚人品赢得土司的信任江应樑先生具有勇于探索、求真务实的忘我精神。傣族在云南有两个集居区，一是西双版纳，当时称为“思普沿边”；另一是德宏，当时称为“腾龙沿边”。他在回忆中说：“当我决定到德宏时，多年住居云南和云南本籍的许多亲友，始而奇怪我为何胆敢独个人到蛮烟瘴雨的边地中去，继而知道我要去的是摆夷区，更以为我是发狂了。”
由于边地偏远的地理环境，高山大川的阻隔，语言的障碍，时的那时内地人对傣族地区极不了解，认为是蛮烟瘴雨之地，说那里“夷人”会放歹(本地方言)善蛊*，再加之历代统治者的民族歧视造成民族隔阂，外人是轻易不敢贸然进入“夷区”的。
在龙陵时，他听说芒市安抚司代办方克光是一位有见识有作为的傣族上层人士；同时也了解到当时有打着各种“委员”招牌到边疆苛索百姓的国民**府官员，让当地各族民众很是反感，当地人将“汉官”视为“吃人不吐骨头的豺狼”。
致使当地流传一句谚语：“委员下乡，百姓遭殃”。而他将要进行的人类学考察，需要当地各阶层人士的支持需要良好的人际关系。因此，他不用云南省府的公函，而是以私人身份给方克光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不是委员不是官，是专门为考察边地民族而来的，希望方克光能协助他进行学术考察。
很快，方克光派专人到龙陵把江应樑接到芒市，住到安抚司衙门里。不几天，对他不再戒备，并视为知交，热情支持他的考察工作。
江应樑先生在芒市受到很好的接待，心里很过意不去。问其原因，方克光对他说，你是汉人，却不向我们要钱，又不抽大烟、玩女人，清廉正直，人品极好。是江应樑先生人格魅力赢得方克光的信任，为他在“夷区”的考察打开绿灯。
江应樑和景颇族妇女，年，江应樑摄于德宏遮放
他深入街头市场、田间地头和不同人群之中，从傣族神秘的信仰中，探索到那古老的族源，追寻到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原生地，开启了德宏民族学的研究。
他成为了研究德宏人类学的第一人，当他看到不同民族的人们穿着自己独特的服饰，在同一个街子上出售各自独特的物产时，他惊叹道：“街子天就是一个民族和人种的博物馆！”
就这样，他顺利地对芒市安抚司(今芒市大部)、遮放副宣抚司(今芒市遮放镇)、猛卯安抚司(今瑞丽市)、陇川宣抚司(今陇川县大部)、盏达副宣抚司(今盈江县)、干崖宣抚司(今盈江县大部)、南甸宣抚司(今梁河县)七个傣族土司地以及阿昌族的户撒长官司(今陇川县户撒乡大部)和腊撒长官司(今陇川县户撒西北)，这几个当时被称为“腾龙沿边十司地”的民族、历史、社会、*治、经济文化、宗教、风俗等方面作了全面的人类学考察。
江应樑与芒市摆夷贵族新娘
经昆明转回广州时，抗日战争的火焰已经飘到了南方，他在日机轰炸中写成《滇西摆夷调查报告》20万字的书稿。年8月广州沦陷前，他随中山大学迁入云南。
不久他又以中山大学研究院和云大特派民族调查员的身份参加了当时中央振济委员会和云南省*府组织的社会、民族、地质、生物、气象、农业、水利、卫生等多学科组成的滇西考察团，再次到德宏做了为期数月的考察。
他在云南征集到大量的民族文物拍摄了许多资料照片，真实形象地记录了八十多年前德宏的社会生活诸种场景，有着极高的历史文化和史学研究价值。
他征集的民族文物和拍摄的照片在广州、香港展出后，受到学界和社会的一致好评，撰写的《云南西部的“摆夷”研究》作为毕业论文参加答辩并获得硕士学位。
他还与芒市、猛卯、南甸等土司建立了很深的感情，土司们纷纷赠送给他用汉傣两种文字书写的条幅，内容多为对其才学和人品的赞赏。毕业后，被聘为中山大学历史系讲师，讲授中国民族史、西南民族研究等课程。
抗日战争爆发后，江应樑为中山文化教育馆撰写的《抗战中的西南民族问题》一书，作为该馆抗战丛书第53种出版。中山大学迁到云南徵江后，江先生也迁居徵江，此间他多次带学生到徵江、昆明、路南、武定等地作少数民族田野调查。
经过对傣族地区十年的人类学考察，他认为，傣族地区最为关键的问题有三点：一是土司对人民的封建剥削，二是汉族官吏的昏聩与贪婪，三是对边地人民的民族歧视。
他尖锐地指出“倘若任由上述诸种事实继续存在，则不久的将来，此肥沃千里，出产富饶，民情淳朴，生活安康的摆夷地区，势必走上两条路：一条路是人民对*府由怨望而生离心，由离心而对内地人民仇视，于是使边疆与内域永远隔绝，边民与内民永难合一；另一条路那就更坏，边民因对内的离心而转向对外，倘遇邻境国家有所企图或野心，则我边疆之锦绣山河，恐将不保。
他直言自己的观点、主张，不盲从，无不体现着历史学家的自信和风范。
不仅写成了《滇西摆夷之现实生活》一书，而且中山大学迁回广东，江应樑留在云南并接受了三个任务：一是到重庆为民国*府教育部开办的边疆民族训练班和边疆学校教授3个月的中国民族史；二是入大凉山调查彝族社会；三是调查西双版纳傣族。
江应樑不畏艰险，深入大凉山腹地和西双版纳地区考察，顺利地完成了这三项任务。年2月，江应樑回到广州，受聘为中山大学、珠海大学教授，并兼任珠海大学文史系主任。
在此期间，他根据多年的调查整理并出版了《西南边疆民族论丛》、《凉山彝族的奴隶制度》、《摆夷的生活文化》等三部专著。后两部书成为研究彝族、傣族历史文化的经典之作，现被不少大学列为人类学、民族学和民族史专业的研究生必读教材。
一生为学·不畏艰难积劳成疾至死不渝年江应樑参加了中央民族访问团并任团委，到云南武定、丽江、维西、芒市等地访问；一年后赴京出席第一届全国民族教育工作会议。年云南大学院系调整后，江先生转而研究民族史。
他把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与民族史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发表了《人类学与民族学的结合》、《人类学的起源及其在我国的发展》等文，出版了《百夷传校注》、《明代云南境内的土官与土司》等两部著作。
“文革”期间，江应樑被诬为“牛*蛇神”而曾遭迫害。他由洋楼搬到了土坯房；肃反运动他被迫停止一切学术研究，就算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江先生还是继续做着梳理史料、汇集史籍的工作。
年3月，他完成了8万余字的《明代云南土司土官考》。并且于同年5月开始着手《傣族史稿》的攥写，年底时已完成第六章。一年后的“反右”运动，江先生厚积薄发，《彝族社会》全部完稿，计7章，17万字。三度改了《傣族史稿》，撰写《暹罗史》《中国少数民族近代史》及数篇论文，总共近万言。
年，江应樑成为云南大学最先被“打倒”的“反动教授”，罪名是“组织云大三家村”，他被挂黑牌、戴高帽、坐“喷气式”、游校、游街;造反派登堂入室、扫“四旧”、抄家，甚至拳脚相加。
在此过程中江应樑痛失已完成的《西南少数民族图集》《百夷传校注》和《傣族史》三部书稿和几十年来他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田野调查时拍摄的几千帧资料照片。
年江应樑参与筹建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历史研究所并任所长。年底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力作《傣族史》。年，江先生被聘为云南大学博士生导师，带出了一批优秀的博士研究生，其中包括我省第一位研究民族史的女博士方慧教授。同时他的巨著《傣族史》出版。该书是他长期从事傣族研究的结晶，荣获云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晚年以来，江应樑先生不顾年迈体弱，在他的学生林超民博士等人的协助下，从已经发表的百余篇文章中挑出22篇经典论文整理成《江应樑民族研究文集》。同时，他还组织编写《中国民族史》。终因积劳成疾，于年12月与世长辞，享年79岁。
在50余年的傣族研究中，江应樑在扎实的文献考据、田野调查工作的基础上，对傣族的历史、文化、*治、经济、世俗生活、宗教生活、民族关系等都进行了深入地研究，完成了《滇西摆夷研究》、《滇西摆夷之现实生活》、《摆夷》、《云南摆夷的生活文化》、《傣族史》等8部专著，论文30余篇，共约万字，成为后人回顾傣族研究史乃至西南民族研究史中不能忽视的学者。
文王引罗孟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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